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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古以来,我们观察当权者的三个阶段,似乎是同样的过程:初创时期,大家都是兄弟,而且是好兄弟,好话固然乐于听闻,坏话也是逆耳的忠言、苦口的良药,感激不尽,当然不会觉得不好听。巩固时期,开始分出主流与非主流。认为靠得住的,务必加以重用,因为好人本来就不多,不用这些人用谁?不可靠的,越能干越要加以迫害,以免夜长梦多,不知什么时候,为这些厉害人所害。到了衰落时期,对任何人都相当怀疑,好像好人也会随时变成坏人,实在不可不时时提高警觉。树根刚刚萌芽的时候,会尽量照顾它,让它成长茁壮。象征老板应该慎选干部,用心辅导、训练,采取“寓训练于授权”的方式,放手让干部去表现。树干对于枝叶,也是如此。表示各级主管,都应该用心选用合适的部属,教导他们,辅助他们,然后适才适任,指派合理的工作,放手让他们各自去表现,并且把成就感让给他们,使他们有贡献就得以开花结果,获得相当的激励。每一阶层的主管,放心让部属去自动自发,自己才有时间、有精力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自动自发。管理的历程,着重在“同中求异,异中求同”,也就是“有矛盾时加以调和,没有矛盾时制造若干矛盾”,使相同的产生某些差异,而让差异的趋于相同。玩滚球用什么软件中国人果然是理由专家,稍微动一下脑筋,便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,来支持自己的上侵下职,并且把所有责任,都推给部属。上司不得已才如此,怪不得他;部属往往太不像样,活该被上司抢掉工作,不是吗?然而,仔细追究起来,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,根本不成理由,不应该拿来当做借口,掩饰上司的错误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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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4世纪,再加700年,正好是21世纪。当我们听到“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”的时候,会不会想起以上的史实,认为是一种统计上的推算呢?要“安人”必先“修己”,不修己无以安人。所以中国式管理,简单说,就是“修己安人的历程”(如图3)。修己代表个人的修治,做好自律的工作。因为中国人一方面不喜欢被管;另一方面不喜欢被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管。不喜欢被管就应该自己管好自己,便是自律,也就是修己。不接受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的管,常常抱怨这种人管不好自己,还想来管人?表示每一个人在管人之前,必须先把自己管好,也就是需要自律。可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,通通应该修己。向上管理的真正目的,在于帮助上司认清事实,依据实况做出正确的判断,以期下决心下达合理的决策,使自己更能够有效地达成任务。中国式管理原来只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,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管理的管理科学。这本《中国式管理》,当然不能够凭空捏造出中国式的管理科学,却不得不用心探讨中国管理哲学。

在企业文化多元化社会中,组织内部形成共识的意思是企业要想生存,必须上下一心,成员具有相当接近的看法,以期步调一致,产生同心协力的效果。组织可以看做一种结构,着重组织成员在工作时的适当配合。组织也可以视为一种状态,包括组织成员分工合作的工作状态,以及协同一致的心理状态。因道结合,是以人为主的必要配套。苟非理念相同,很难以人为主而又密切配合,所以中国式管理,首重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”。要开拓事业,先找到三五位志同道合的亲友,再作计议,否则就算勉强开创,不久也将“因互相了解而拆伙”,白忙一场。过去大家比较客气,不敢自我膨胀,也不敢过分武断,虽然也是二分法和三分法明争暗斗的局面,却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无事。现代自由民主,大家有话就要大声说出来,不但自我膨胀,而且十分武断,二分法和三分法还没有搞清楚,便抓住麦克风不放,反正说错了自己也不知道,哪里会脸红呢?

有人曾经大力主张,台湾的中小企业要设法加以合并,组成大企业,以增强其在国际间的竞争力。然而,事实证明,面临21世纪快速变迁的环境,企业规模大,应变能力反而较小,对于适应环境所做的调整,其弹性远不如中小企业那么灵活。加上合并前后的种种问题,很不容易克服。因而念头一转,改合并为合作。于是一时之间,水平合作、垂直合作、策略联盟,好像潮流一般,此呼彼应。第三,因为要摆平,不得不采取职位与职权可分可合的办法。有职位的人,不一定获得固定的职权。职掌表所列的权限,可以如实授予,也可以变动性地加以增减。表现得好,自然增加实权;表现得不理想,当然酌量减少权限,甚至于消除或暂时停权。人不便开革,调动有时也会牵动面子问题。用职位与职权分离的策略,来加以调整,应该是两全其美的方式。玩滚球用什么软件中国人原本的想法,既然二分法是一种罪恶,为什么不设法避免?一分为二之后,当然可以二合为一。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,只是在分析以后,必须加以综合。中国人重“合”,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,称为“全方位的观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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